彭辉平曾是一名建筑工人。1990年，他离开家乡湖南省桑植县，远赴深圳打工。
他和工友们每天的工作，便是下到直径1~5米不等的洞里，提着20多公斤的风钻机，打上10余个炮眼，随后填上炸药。爆破而成的数十米深的孔洞，会被灌入混凝土，最终构成高楼大厦的坚实地基。
深圳地下多是坚硬的花岗岩，风钻机一开动，立时粉尘四散。机器一开就是三四个小时，人爬上来已全身灰白，只能看见两个眼珠转动。吐口痰，也带着泥浆。但建筑公司却没有提供任何防护措施，连口罩也没有。
这些远离家乡的农民工很少意识到，尘肺病在侵蚀他们。开始感觉是乏力、呼吸困难，随着肺逐渐纤维化，接踵而至的是胸痛、咳血、高烧不退、呼吸衰竭，最后一步步走向死亡。
去年11月18日，46岁的彭辉平就这样死了。
“一名工友倒下了，不知道还有多少工友会陆续倒下。为什么维权这么难?为什么我们农民工的生命这样轻贱?”今年1月5日，患尘肺病的湖南籍农民工向杰在“《劳动合同法》颁布两周年研讨会”上痛心说道。
从2009年8月起，来自北大、清华等高校的师生赴深圳和湖南进行调研，发现疑患尘肺病的农民工们难获赔偿，原因就在于他们缺一纸劳动合同。而在他们深入调查的全国各地数十个建筑工地，农民工绝大多数都没有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。
尘肺之殇：“没签合同”成一道迈不过去的坎
2008年，向杰开始出现咳嗽、胸闷，去职业病防治机构检查，却被告知须出示由用工单位开具的证明材料，证明患者和用工单位具有劳动合同关系，才能接受职业病医学诊断。
但他们都没有签劳动合同。“让用工单位主动配合提供材料，太难了!”向杰说。有工人拿出当年的爆破证，公司说“爆破证过了时效，不算数”，有的公司直接跟他们说走法律程序。
但在通过法律维权的路上，他们走得很艰难。向杰的工友王贞云决定先打劳动争议官司，但在花费近两万元的漫长程序之后，去年10月21日深圳市中院一审判决王贞云因“证据不足”而败诉。
现在，这些农民工陷入了一个怪圈：没有签劳动合同，就无法进行职业病鉴定，就无法对包工头和爆破公司追究责任;而公司为了逃避责任，又不会心甘情愿提供劳动证明。
工友们把王贞云的案子看在眼里，心里越来越凉。去年9月17日，80余名农民工前往深圳市职业病防治医院申请诊断职业病，但是院方以没有劳动委托为由，拒绝了他们这个要求。9月18日早上，工人们看到留在医院没有结果，便徒步1个半小时，到深圳市政府反映情况。卫生局、劳动局、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接待了他们。100多名工人将他们的个人信息上报给劳动局。
今年1月4日的寒夜中，数十名患尘肺病工人在深圳市职业病防治医院门口守候。他们曾被告知，在今年年初会给他们一个答复，但至今没有任何结果。还有更多的患尘肺病工人，在经历了几个月的奔波后心力交瘁，拖着病重的身体，踏上了回家的列车。
“我们大多数人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，如果我们倒下了，整个家庭就破碎了，将会面临无人赡养老人、抚养孩子的悲惨处境。所以，我们活着不只是为自己一个人啊!”向杰悲声说道。
调查组发现，众多农民工家庭因为治病重返贫困。“他们建造了一个不属于自己的繁华都市，然后迅速地被城市冰冷地抛在身后。这就是发展的代价?”尘肺病调查小组成员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孙春霞充满困惑。
《劳动合同法》：为何建筑行业成为盲点
向杰等人不过是4000万建筑工人大军中的一个小群体。中国快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，造就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建筑市场和劳动力大军。然而，这一劳动者群体却因为一纸合同的缺失陷入困境。
《劳动合同法》即将迎来两周年。自该法颁布以来，劳动合同的签订率得到显著提高。
但据大学生“建筑工尘肺病调查小组”调查，在建筑行业，层层转包使得劳动合同签订率非常之低。在深圳受调查的200多名工人和家属，与爆破公司、建筑公司签订过劳动合同的人数为零。
针对深圳尘肺门事件、以及建筑行业劳动合同签订率的现状，2009年12月21日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沈原等6名分别来自清华、北大、香港理工大学、中国社科院等高校的社会学者，联名致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，呼吁“还建筑工人一份劳动合同，给劳动者一份尊严”，希望人保部加大对违规违法的查处力度，确保建筑公司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，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。
社会学学者研究发现，建筑行业普遍缺乏劳动合同的根源在于目前不规范的用工体制。沈原等人撰文指出，包工体制是“以经济发展为主导战略的伴生产物”。
尽管2005年建设部《关于建立和完善劳务分包制度发展建筑劳务企业的意见》中提出施工总承包、专业承包企业直接雇用农民工，同时必须签订劳动合同并办理工伤、医疗或综合等社会保险。然而当前建筑行业的大部分农民工只是跟着包工头工作，并不隶属于任何施工总承包、专业承包企业，这导致了建筑行业农民工的劳动合同与社会保险基本处于空白状况。
根据国家建设部门的相关法律文件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依法打击挂靠和违法分包，禁止“包工头”承揽分包。但现实的情况却表明，包工头承包工程业务依然是建筑行业普遍存在的“主流现象”。
工人们由包工头组织进行劳动，和老板并不相互认识。工程做完之后，老板支付工资给包工头，工人从包工头那里领取工资，然后就地解散，有工程再集合起来一起做。整个过程基本上靠口头来维持，没有任何劳动合同。工人与包工头之间的人情关系掩盖了与爆破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，而老板们也利用这一点规避法律规定的责任和义务。
同时政府相关部门，因为疏于监督检查，导致企业长期逃避签署劳动合同。这样一来，《劳动合同法》被轻易地“忽视”了。
学者呼吁政府积极履责“确认事实劳动关系”
《劳动合同法》的颁布给了劳动者维权的武器，但对建筑工人而言，反而给了相关职能部门把他们拒之门外更多的理由。工人们经常听到的是：“有合同吗?没合同找我们来干吗?”“没合同先仲裁劳动关系去!”
